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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恨歌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
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虽然,此节物语之增加,亦极自然容易,即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陈传所云“如汉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证也。故人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特为标出,以供读者之参考。
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第二章 琵琶引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以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 。
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
元和时代同时诗人,如白乐天之心伏服刘梦得,及李公垂之心伏白乐天,皆文雄诗杰,历尽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后之读者所涉至浅,既不能解,乃妄为品第,何其谬耶。
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
第三章 连昌宫词总而言之,连昌宫词者,微之取乐天长恨歌之题材依香山新乐府治体制改进创造而成之新作品也。
第四章 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人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钜制,即是其例。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之时者,故微之在凤翔之未近女色,乃地为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丛,则时为之。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倖,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
夫元白二公自诩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
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第五章 新乐府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费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
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此义当于论唐史时详为考证,兹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多及,聊识其意于此。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之宫商五声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然则赤藤杖与乐天关系密切如此,亦可称佳话矣。
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敝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微之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己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
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
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
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复次,此篇之广播流行较之长恨歌虽有所不及,但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已更进一步。盖此篇融合长恨歌及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已开元微之连昌宫词新体之先声矣。读者若取长恨歌及传与连昌宫词及此篇参合比较读之,并注意其作成之时间,自可于当时文人之关系与文体之关系二端得一确解也。
然乐天诗中有“去年”“今岁”之言,自非仅采古典,当亦兼咏近事也。
狐能为怪之说,由来久矣,而幻化为美女以惑人之物语,则恐是中唐以来方始盛传者。
此篇所述者,一己之作品。采诗官所论者,广大之理想。乐天之意,盖以为决壅蔽,系乎广视听,广视听之要则,在立采诗之官。夫采诗官者,日采于下,岁献于上。是其新乐府之作,亦不过备采诗官之采献耳,此所以必以采诗官一篇为殿也。乐天新乐府组织之严,用意之密,斯又为一例证矣。
第六章 古题乐府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效仿,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又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倘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
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人道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盖天人长短之说,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也。……微之古题乐府为和梁州进士刘猛李余而作,梁州即兴元,或者微之在梁州之日,曾得窥见柳刘之文,遂取其意旨加以增创以成此杰作耶?
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
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蜜者大不相侔。故释迦以忍辱为进修,而苦县则以知足为怀,藉免受辱也。斯不独为老与佛不同之点,亦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至其“知足不辱”之义,亦因处世观物比较省悟而得之。此意乐天曾屡形之于语言,兹略举其诗句以为证明。
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消极之态度不可也。
乐天老学者也,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至其所以致此之故,则疑不能不于其家世之出身,政党之分野求之。此点寅恪已详言之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篇中,兹不具论。夫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是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是耶非耶,谨以质之知人论世读诗治史之君子。
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此甚可注意者也。……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
浅人不晓文义,不考年月,妄构诬说,殊为可恨。且梦微之一诗,其情感之诚笃可谓生死不渝,非乐天不能作此诗,非微之不能令乐天作此诗,元白二公关系之密切若是,斯尤为读两长庆集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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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前48—24)
孝元皇帝(刘奭,在位16年)
前48 初元元年癸酉
徴翼奉待诏宦者署
翼奉为中郎
散骑谏大夫刘更生为宗正
匡衡为郎中
韦玄成为少府
徴王吉及贡禹,吉道病卒
前47 二年甲戌
翼奉上书言事
张禹为光禄大夫
周堪刘更生为中郎寻系狱免,萧望之自杀
前46 三年乙亥
翼奉上书请徙都
匡衡为太子少傅
张山坿为少府
前45 四年丙子
京房举孝廉
前44 五年丁丑
下诏博士弟子无置员
贡禹为御史大夫
华阴守丞嘉上书荐朱云获罪
严彭祖为左冯翊
褚少孙卒
京房言五声六律
前43 永光元年戊寅
欧阳地馀为少府
刘更生上书言事
诏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之士
前42 二年己卯
韦玄成为丞相
严彭祖为太子太傅
前41 三年庚辰
京房为魏郡太守
前40 四年辛巳
刘更生著疾谗 要教危及世颂等篇
议罢郡国庙
前39 五年壬午
议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
欧阳地馀卒
前38 建昭元年癸未
以太子少傅匡衡为光禄勋
五鹿充宗为少府
朱云为博士
前37 二年甲申
杀京房,死时年四十一(著作:京房易传)
朱云以罪废锢
前36 三年乙酉
韦玄成卒
匡衡为丞相
议复诸毁庙
前35 四年丙戌
使博士 赏、郑宽中等巡行天下
前34 五年丁亥
前33 竟宁元年戊子
少府五鹿充宗贬为玄菟太守
翟方进为议郎孝成皇帝(名鷟,元帝子,在位26年,前32-前7)
前32 建始元年己丑
以张禹领尚书事
许商为博士
匡衡张谭等议郊祀之制
刘更生为光禄大夫,更名向
前31 二年庚寅
匡衡请罢诸淫祀
前30 三年辛卯
丞相匡衡免
前29 四年壬辰
初置尚书员五人
孙宝为议郎
前28 河平元年癸巳
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不与
平当为博士
前27 二年甲午
刘歆为黄门侍郎
前26 三年乙未
诏求遗书于天下
前25 四年丙申
张霸上百两篇尚书
以张禹为丞相
前24 阳朔元年丁酉
命丞相御史等举博士
宋晔上书言河间乐义
前23 二年戊戌
九江太守戴圣免(著作:小戴礼记)
桓谭生
前22 三年己亥
严遵隐居于蜀
前21 四年庚子
前20 鸿嘉元年辛丑
丞相张禹免
前18 三年癸卯
胡常为青州刺史
翟方进为京兆尹
前17 四年甲辰
朱云上书请诛张禹
前16 永始元年已巳
刘向上列女传新序说苑等书
前15 二年丙午
翟方进为丞相
杜邺为侍御史
前14 三年丁未
诏杨雄待诏承明之庭
谷永请禁祭祀方术事
前13 四年戊申
前12 元延元年己酉
以大鸿胪平当为光禄勋
前11 二年庚戊
孙宝为京兆尹
前10 三年辛亥
刘向复上奏言事
桓荣至长安求学
前9 四年壬子
前8 绥和元年癸丑
王根荐李寻
谷永卒
封孔子后奉汤祀
翟方进上书乞骸骨不许
前7 二年甲寅
刘向卒
翟方进自杀
桓谭为奉车郎
议毁武帝庙(成帝崩,哀帝即位)
李寻上书言事
下诏罢乐府
刘歆领校秘书孝哀皇帝(名欣,在位6年)
前6 建平元年乙卯
刘歆上山海经
刘歆请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
大司空师丹免
前5 二年丙辰
夏贺良以太平教义劝帝改元下狱诛死
张禹卒
杨雄为黄门侍郎
孙宝免为庶人
前4 三年丁巳
平当卒
前3 四年戊午
杨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
前2 元寿元年己未
杨雄为太玄经
杜邺卒
前1 二年庚申
刘歆为左曹太中大夫平帝(在位5年)
1 元始元年辛酉
刘歆为太中大夫行太常事
2 二年壬戌
桥仁为大鸿胪
大司农孙宝免
刘歆为光禄大夫
3 三年癸亥
定婚礼
王莽请定车服田宅学校之制
王莽杀吴章
4 四年甲子
王莽请立辟雍
5 五年乙丑
封刘歆王恽等为列侯
徴天下异能之事
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于学官
6 孺子婴居摄元年丙寅
桓谭为谏大夫
7 二年丁卯
王莽作大诰
王莽杀高康
8 初始元年戊辰
刘歆等议为王莽母服新莽(王莽,在位15年)
9 始建国元年己巳
刘歆为国师嘉新公
杨雄为中散大夫
行井田制
10 二年庚午
甄寻刘棻以言符命被杀
11 三年辛未
为太子置师友祭酒
12 四年壬申
废井田制
陈钦为厌难将军
13 五年癸酉
14 天凤元年甲戌
陈钦免
15 二年乙亥
杨雄致书刘歆
杀陈钦
17 四年丁丑
桓荣讲经于九江
18 五年戊寅
杨雄卒
19 六年己卯
募有技奇术可以攻匈奴者
20 地皇元年庚辰
21 二年辛巳
立周官于学官
22 三年壬午
包咸讲授于东海23 刘玄更始元年癸未
刘歆自杀
欧阳歙为河南都尉
24 二年甲申
桓荣逃匿山谷 -
卷二(前140—前49)
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在位54年)
前140 建元元年辛丑
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拜枚皋为郎
徵鲁申培为太中大夫议立明堂
前139 二年壬寅
淮南王安来朝
杀赵绾王臧废明堂事
前138 三年癸卯
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前136 五年乙巳
置五经博士
前135 六年丙午
司马相如为郎使巴蜀
窦太皇太后崩,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
司马谈为太史令
前134 元光元年丁未
董仲舒与鲍敞论阴阳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对策
徴杨何为中大夫(传易)
前133 二年戊申
杨贵倡臝葬
董仲舒治江都
帝亲祀灶,遣方士求神仙
前130 五年辛亥
河间献王献雅乐
公孙弘复为博士
前129 六年壬子
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
前128 元朔元年癸丑
主父偃庄安徐乐为郎中
下诏议不举孝廉者之罪
董仲舒为中大夫
前127 二年甲寅
以孔臧为太常
前126 三年乙卯
倪宽为廷尉文学卒史
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主父偃坐法诛
前124 五年丁巳
以公孙弘为丞相
为博士置弟子员
诏天下郡国立学官
前123 六年戊午
董仲舒与江公议公羊榖梁之学
董仲舒为胶西相
前122 元狩元年己未
终军为谒者给事中
淮南王谋反事觉自杀
吾丘寿王为光禄大夫侍中
东方朔为中郎
庄助坐弃市
前121 二年庚申
胶西相董仲舒以病免
公孙弘卒
前120 三年辛酉
倪宽为中大夫
作太一歌
前118 五年癸亥
司马相如卒
前117 六年甲子
使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行天下
前116 元鼎元年乙丑
终军奉诏诘徐偃
吾丘寿王言宝鼎
前113 四年戊辰
以倪宽为左内史
南越请内属遣终军报之
前112 五年己巳
作景星歌
前111 六年庚午
司马迁为郎中
倪宽有罪系既而赦之
立乐府
前110 元封元年辛未
太史公司马谈卒
帝封泰山
前109 二年壬申
司马迁作河渠书
作芝房歌
前108 三年癸酉
司马迁为太史令
前107 四年甲戌
东方朔对帝问
前105 六年丙子
前104 太初元年丁丑
定仪礼
诏命太中大夫公孙卿等造太初历
虞初作周说
司马迁作史记
御史大夫倪宽卒
前101 四年庚辰
作天马歌
前100 天汉元年辛巳
王卿为御史大夫(传齐论语)
前98 三年癸未
司马迁下腐刑
前97 四年甲申下后始昌为昌邑太守
前96 太始元年乙酉
前94 三年丁亥
帝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歌
前93 四年戊子
前92 征和元年己丑
前91 二年庚寅
巫蛊狱起
前90 三年辛卯
司马迁为中书令
前89 四年壬辰
前88 后元元年癸巳
前87 二年甲午孝昭皇帝(刘弗陵,在位13年)
前86 始元元年乙未
公户满意为太中大夫
前85 二年丙申
王吉为昌邑中尉
前82 五年己亥
举贤良文学
前81 六年庚子议罢盐铁榷酤
前80 元凤元年辛丑
前79 二年壬寅
孟卿教授于兰陵
前78 三年癸卯
杀 弘
蔡谊为少府
前76 五年乙巳
韦贤为大鸿胪
前75 六年丙午
太史令张寿王议太初历
前74 元平元年丁未
霍光立宣帝
夏侯胜为长信少府
蔡谊为丞相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在位25年)
前73 本始元年戊申
河内女子上古文旧籍
前72 二年己酉
后苍为少府
下夏侯胜于狱
前70 四年辛亥
赦夏侯胜
前69 地节元年壬子
前67 三年甲寅
萧望之为谒者
丞相韦贤致仕
疏广为太子傅
前66 四年乙卯
梁丘贺为太中大夫
前65 元康元年丙辰
褚少孙补史记
前64 二年丁巳
夏侯胜复为长信少府
萧望之为左冯翊
前63 三年戊午
疏广归兰陵
夏侯胜为太子太傅
前62 四年己未
前61 神爵元年庚申
夏侯胜卒
张敞学古文
杨恽为诸吏光禄勋
前60 二年辛酉
诏赵定龚德入见温室
前59 三年壬戌
召刘更生等待诏金马门
王褒为谏大夫
梁丘贺遣其子受学于施讐
前58 四年癸亥
薛广德为博士
韦玄成为卫尉
前57 五凤元年甲子
下刘更生吏
前56 二年乙丑
萧望之为太子太傅
光禄勋杨恽免
前55 三年丙寅
梁丘贺卒
前54 四年丁卯
杨恽坐诽谤诛
前53 甘露元年戊辰
召五经诸儒议殿中评公羊榖梁异同
前52 二年己巳
耿寿昌上月行度
韦玄成为淮阳中尉
前51 三年庚午
诏诸儒讲五经异同
前50 四年辛未
林尊为少府
周堪为太子少傅
前49 黄龙元年壬申
增博士员十二人
帝崩,太子即位 -
卷一(前206—前141)
太祖高皇帝(刘邦,在位12年)
前206 元年乙未
汉王平三秦定正朔服色
前205 二年丙申
置太祝太宰官于长安
前202 五年己亥
田何徙关中(传易)
伏胜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
前201 六年庚子
高堂伯以礼教于鲁
张苍为北定侯(传左传)
盖公居齐言黄老术
刘交为楚王,申培等至楚
前200 七年辛丑
叔孙通定朝仪
前199 八年壬寅
张苍为主计
前196 十一年乙巳
陆贾上新语
下诏求贤才
前195 十二年丙午
叔孙通复为奉常孝惠皇帝(刘盈,在位7年)
前194 元年丁未
前193 二年戊辰
订安世乐
前191 四年庚巳
除挟书律
前190 五年辛亥
颜贞出孝经
前188 七年癸丑吕后(高帝后,在位8年)
前187 元年甲寅
申培至长安求学(传鲁诗、榖梁传)
前180 八年酉辛太宗孝文皇帝(刘恒,在位23年)
前179 元年壬戊
朝廷议欲定仪礼不果
贾谊为博士
陆贾复为中大夫
前178 二年癸亥
楚夷王立,申培复之楚
贾山上至言
前177 三年甲子
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前176 四年乙丑
张苍为丞相
前174 六年丁卯
贾谊作鵩赋
鲁穆生自楚归鲁
前173 七年戊辰
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前168 十二年癸酉
贾谊卒,年三十三
前166 十四年乙亥
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
前165 十五年丙子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文学士
公孙臣为博士
前164 十六年丁丑
淮南王安立
前163 后元元年戊寅
前162 二年己卯
丞相张苍免
前159 五年壬午
枚乘之梁国
前158 六年癸未
文仲翁兴学于蜀郡
前157 七年甲申孝景皇帝(刘启,在位16年)
前156 元年乙酉
为“昭德”舞
胡毋生董仲舒为博士
邹阳等之梁
前155 二年丙戌
申培自楚归鲁
河间献王立
前154 三年丁亥
丁宽为梁国将军
前153 四年戊子
枚乘为弘农都尉
前152 五年己丑
枚乘以病免官复归梁
前150 七年辛卯
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以病免
邹阳为梁王使长安
前149 中元元年壬辰
前148 二年癸巳
董仲舒论五行
前147 三年甲午
辕固为清河王太傅(传齐诗)
前145 五年丙申
韩婴为常山太傅
前144 六年丁酉
前143 后元元年戊戌
司马相如自梁归成都
前142 二年己亥
梁国以枚皋为郎
前141 三年庚子
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
枚乘卒 -
上古学术,其详难言。据春秋而论,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贵族封建,立基于宗法。国家即是家族之扩大。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规定贵族间地位之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之名分。大祭前有会猎,天子祭礼,诸侯毕至助祭。祭后有宴享,表示相互间的联络与名分。宗庙的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临祭有歌颂,有祈祷,有盟誓。颂词、祷文、盟誓的保存,便成后来之历史。宗庙里的祝史,还兼掌占星候气,布历明时,使民间得依时耕稼。并记载着祖先相传的灾异及其说明。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使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扩布之第一事。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阶层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与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宗教、政治、学术三者,还保着最亲密的联络。祭礼的摇动,即表示着封建制度之崩溃。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一方面贵族对礼文逐次铺张,一方面他们对礼文又逐次不注意,于是贵族中间逐渐有知礼与不知礼之别,遂有所谓学者开始从贵族阶级中间露眼。在贵族阶级逐渐堕落的进程中,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于是王室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国史大纲·春秋时代之贵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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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春秋之状态 - [读史笔记]
2007-06-28
总观当时霸政,有二大要义:一则为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沦亡于游牧之蛮族。二则诸夏和平结合以抵抗南方楚国帝国主义者之武力兼并,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进为郡县的国家。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文化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其文化落伍诸部族,则逐次消灭,或逐次驱斥。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国史大纲·齐桓晋文之霸业)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因此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左传对于当时各国的国内政治,虽记载较少,而各国贵族阶级之私生活之记载,则流传甚富。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此下战国兴起,浮现在上层政治的,只是些杀伐战争,诡谲欺骗,粗糙暴戾,代表堕落的贵族;而下层民间社会所新兴的学术思想,所谓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者,其大体还是沿袭春秋时代贵族阶级之一分旧生计。精神命脉,一气相通。因此战国新兴的一派平民学,并不是由他们起来而推翻了古代的贵族学,他们其实只是古代贵族学之异样翻新与迁地为良。此是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之渊深博大处。(国史大纲·春秋时期之一般文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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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孔子生年考 - [读史笔记]
2007-06-27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谷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服虔、边韶、何休、杨士勋、王钦若、刘恕、胡安国、洪兴祖、黄震、马端临、宋濂、胡广、王圻、崔述、钱曾、江永、李锴、孔继汾、钱大昕、李惇、孙志祖、蔡孔炘、狄子奇诸人;依后说者,杜预、陆德明、苏辙、刘安世、袁枢、孔传、郑樵、朱熹、吕祖谦、叶大庆、罗泌、孔元措、金履祥、薛应旂、邓元锡、彭大翼、夏洪基、吕元善、黄宗羲、万斯大、马骕、阎若璩、齐召男、梁玉绳、陈宏谋、郑环、成蓉镜、孔广牧诸人。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