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丧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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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长恨歌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今并观同时诸文人具有互相关系之作品，知其中于措辞（即文体）则非徒仿效，亦加改进。于立意（即意旨）则非徒沿袭，亦有增创。盖仿效沿袭即所谓同，改进增创即所谓异。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据上所论，则知白陈之长恨歌及传，实受李元之莺莺歌及传之影响，而微之之连昌宫词，又受白陈之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其间因革演化之迹，显然可见。

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长恨歌者，虽从一完整机构之小说，即长恨歌及传中分出别行，为世人所习诵，久已忘其与传文本属一体。然其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也。至若元微之之连昌宫词，则虽深受长恨歌之影响，然已更进一步，脱离备具众体诗文合并之当日小说体裁，而成一新体，俾史才诗笔议论诸体皆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使之自成一独立完整之机构矣。此固微之天才学力之所致，然实亦受乐天新乐府体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

若依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于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天上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虽然，此节物语之增加，亦极自然容易，即从汉武帝李夫人故事附益之耳。陈传所云“如汉武帝李夫人”者，是其明证也。故人世上半段开宗明义之“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已暗启天上下半段之全部情事。文思贯澈钩结如是精妙。特为标出，以供读者之参考。

综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创。诗句传文之佳胜，实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第二章 琵琶引

寅恪于论长恨歌篇时，曾标举文人之关系一目。其大旨以为乐天当日之文雄诗杰，各出其作品互事观摩，各竭其才智竞求超胜。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 。

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浮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

元和时代同时诗人，如白乐天之心伏服刘梦得，及李公垂之心伏白乐天，皆文雄诗杰，历尽甘苦，深通彼己之所致。后之读者所涉至浅，既不能解，乃妄为品第，何其谬耶。

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

第三章 连昌宫词

总而言之，连昌宫词者，微之取乐天长恨歌之题材依香山新乐府治体制改进创造而成之新作品也。

第四章 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人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钜制，即是其例。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实唐代德宪之世，山东旧族之势力尚在，士大夫社会礼法之观念仍存，词科进士放荡风流之行动，犹未为一般舆论所容许，如后来懿僖之时者，故微之在凤翔之未近女色，乃地为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丛，则时为之。是其自夸守礼多情之语，亦不可信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倖，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

夫元白二公自诩禅梵之学，叮咛反复于此二经，今日得见此二书，其浅陋鄙俚如此，则二公之佛学造诣，可以推知矣。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

旧唐书之议论，乃代表通常意见。观于韩愈，虽受裴度之知赏，而退之之文转不能满晋公之意。及旧唐书一六〇韩愈传，于其为文，颇有贬词者，其故可推知矣。是以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与欧宋重修唐书时，其评价迥不相同也。

唐代古文运动巨子，虽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然公式文字，六朝以降，本以骈体为正宗。西魏北周之时，曾一度复古，旋即废除。在昌黎平生著作中，平淮西碑文乃一篇极意写成之古文体公式文字，诚可称勇敢之改革，然此文终遭废弃。夫段墨卿之改作，其文学价值较原作如何及韩文所以磨易之故，乃属于别种问题，兹不必论。惟就改革当时公式文字一端言，则昌黎失败，而微之成功，可无疑也。至于北宋继昌黎古文运动之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亦不能变公式文之骈体。司马君实竟以不能为四六文辞知内制之命。然则朝廷公式文体之变革，其难若是，微之于此，信乎卓尔不群矣。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第五章 新乐府

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钜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费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

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凡诠释诗句，要在确能举出作者所依据以构思之古书，并须说明其所以依据此书而不依据他书之故。若仅泛泛标举，则纵能指出最初之出处，或同时之史事，其实无当于第一义谛也。

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旨，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古文运动为唐代政治社会上一大事，不独有关于文学。此义当于论唐史时详为考证，兹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多及，聊识其意于此。

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也。沈休文取当时善声沙门之说创为四声，而其论文则袭用自昔相传之宫商五声之说；韩退之酷喜当时俗讲，以古文改写小说，而自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此乃吾国文学史上二大事，而其运动之成功，实皆以古为体，以今为用者也。乐天之作新乐府，以诗经古诗为体裁，而其骨干则实为当时民间之歌曲，亦为其例。韩白二公同属古文运动之中心人物，其诗文议论外表内在冲突之点，复相类似。读此华原磬篇者，苟能通知吾国文学史上改革关键之所在，当不以诗语与策林之说互相矛盾为怪也。

然则赤藤杖与乐天关系密切如此，亦可称佳话矣。

当日骊宫之荒废一至于此，若非大事修葺，殊不足供天子之游幸，而此宫本为玄宗际唐室盛世竭全国财力之所增营，断非安史乱后帝国凋敝之余所能重建。此天子游幸所以最是害民费财之举，而清流舆论所以一致深以为非者也。

微之于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任祠曹时，曾草状谏穆宗驾幸温汤，而于长庆二年刺同州时又进马助翠华巡游昭应。其时间相距不出二年，而一矛一盾，自翻自覆，尤为可笑也。然则其前状匡君进谏之词，本为救己盖愆之计，观此可知矣。

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经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

故知乐天诗篇感愤之所在，较之微之仅追赋其少时以草野之身居西陲之境所闻知者，固又有不同也。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即此可见矣。

今传世之顺宗实录乃昌黎之原本，故犹得从而窥见当日宫市病民之实况，而乐天此篇竟与之吻合。于此可知白氏之诗诚足当诗史，比之少陵之作殊无愧色。

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

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盖此篇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复次，此篇之广播流行较之长恨歌虽有所不及，但就文章体裁演进之点言之则已更进一步。盖此篇融合长恨歌及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已开元微之连昌宫词新体之先声矣。读者若取长恨歌及传与连昌宫词及此篇参合比较读之，并注意其作成之时间，自可于当时文人之关系与文体之关系二端得一确解也。

然乐天诗中有“去年”“今岁”之言，自非仅采古典，当亦兼咏近事也。

狐能为怪之说，由来久矣，而幻化为美女以惑人之物语，则恐是中唐以来方始盛传者。

此篇所述者，一己之作品。采诗官所论者，广大之理想。乐天之意，盖以为决壅蔽，系乎广视听，广视听之要则，在立采诗之官。夫采诗官者，日采于下，岁献于上。是其新乐府之作，亦不过备采诗官之采献耳，此所以必以采诗官一篇为殿也。乐天新乐府组织之严，用意之密，斯又为一例证矣。

第六章 古题乐府

夫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效仿，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又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倘综合二公之作品，区分其题目体裁，考定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即可知二公之于所极意之作，其经营下笔时，皆有其诗友或诗敌之作品在心目中，仿效改创，从同立异，以求超胜，决非广泛交际率尔酬和所为也。

此十九首中最可注意者，莫如人道短一篇，通篇皆以议论行之，词意俱极奇诡。颇疑此篇与微之并世文雄如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诸公之论有所关涉，盖天人长短之说，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也。……微之古题乐府为和梁州进士刘猛李余而作，梁州即兴元，或者微之在梁州之日，曾得窥见柳刘之文，遂取其意旨加以增创以成此杰作耶？

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

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

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纯属消极，与佛家之“忍辱”主旨富有积极之意如六度之忍辱波罗蜜者大不相侔。故释迦以忍辱为进修，而苦县则以知足为怀，藉免受辱也。斯不独为老与佛不同之点，亦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由是言之，乐天之思想乃纯粹苦县之学，所谓禅学者不过装饰门面之语。故不可以据佛家之说以论乐天一生之思想行为也。至其“知足不辱”之义，亦因处世观物比较省悟而得之。此意乐天曾屡形之于语言，兹略举其诗句以为证明。

读白诗者，或厌于此种屡言不已之自足思想，则不知乐天实有所不得已。盖乐天既以家世姻戚科举气类之关系不能不隶属牛党，而处于当日牛党与李党互相仇恨之际，欲求脱身于世网，自非取消极之态度不可也。

乐天老学者也，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至其所以致此之故，则疑不能不于其家世之出身，政党之分野求之。此点寅恪已详言之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篇中，兹不具论。夫当日士大夫之政治社会乃老学之政治社会也，苟不能奉老学以周旋者，必致身败名裂。是乐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实由食其老学之赐。是耶非耶，谨以质之知人论世读诗治史之君子。

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

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此甚可注意者也。……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

浅人不晓文义，不考年月，妄构诬说，殊为可恨。且梦微之一诗，其情感之诚笃可谓生死不渝，非乐天不能作此诗，非微之不能令乐天作此诗，元白二公关系之密切若是，斯尤为读两长庆集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